夫妇俩携带珍品驱车去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我一生所藏真迹，今日尽数捐献国家。”这位海内外闻名的大收藏家，就这么一句极其普通的话。在场之人无不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紧紧握着才艺超群、道德高尚的两位艺术家的手，迟迟不肯放开。两颗赤诚的心，两颗爱国的心，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他们凝视着八件稀世珍品，思潮翻涌。

　　人们不会忘记，这珍品是当年这位阔公子不惜倾家荡产，才免于流失海外的，它凝结着赤子的多少热情和心血!

　　人们不会忘记，这珍品经历了战火硝烟和颠沛流离的考验：得以保存至今，记载了收藏家多少艰辛和劳累!

　　人们也不会忘记，这珍品陪伴着两位痴情的艺术家度过多么美好的时光，给了他们多少欢乐、启迪和智慧!

　　如今，他们只有寥寥数语，表达了对祖国的无限深情厚爱。

　　后来，国家奖励张伯驹夫妇20万元人民币，但他们分文不取。他们所捐献的是中华民族的国粹，是无价之宝，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发褒奖状：

　　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部长　沈雁冰

1956年7月

　　褒奖状中的“等”字所包含的另外三件是：宋吴琚杂书诗帖、元赵孟兆页章草千字文，元俞和楷书。

　　张伯驹、潘素先生无偿捐献国宝的消息见诸报端，人们无不赞赏两位爱国者的壮举。他们的行动也带动着他人捐献。这一消息不仅轰动了大陆，就连台湾各方人士都很关注，尤其为当时侨居法国巴黎的大画师张大千所瞩目。大千曾与朋友谈及，吾老友张伯驹兄日前捐赠故宫博物院的珍品价值连城，然他分文不取。

　　张大千所以如此系情，也是因为此事唤起了他的一件往事：

　　1951年盛夏，张大千移居南美。动身之前，他突然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三件墨宝：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五代南唐董源《潇湘图》、五代从义《武夷山放棹图》以价值两万美金转让他喜爱收藏的一位好友。当时人们疑惑不解，“大千为什么仅以两万美金，卖了珍藏的稀世之宝？”

　　后来，张大千举家去南美不久，郑振铎专程从北京飞往香港，以原价从大千那位好友手中购得这三幅画，珍藏于故宫博物院。

　　当时，更加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莫非是与大陆的默契？”大千避而不谈。

　　当得知伯驹捐献后，大千心中似乎获得了某种慰藉：我虽居异国他乡，与君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们珍藏的稀世国宝，终于聚首啦!

　　张大千此举的谜底是在他逝世一个月以后才揭晓的。我国的《瞭望》周刊载文：20世纪50年代，大千先生将他珍藏的三幅墨宝曲线卖给国内，现在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在向国家捐献《平复帖》等八件珍品的同时，还将另一件稀世珍品唐李白的《上阳台帖》赠送给毛主席。

　　伯驹非常喜爱此帖。李白狂放不羁，开一代浪漫主义的诗风，其书法被诗名所掩。《宣和画谱》载：“白尝作行书，字画尤飘逸。”他的这幅墨迹诗文为：“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太白。”帖面苍劲雄伟之中，见姿媚挺秀，一如李白豪放、俊逸的诗风。真是诗如其人，书亦如其人。

　　伯驹割爱，通过统战部徐冰同志将此帖转呈毛主席，并在附信中写到：“现将李白仅存于世的书法墨迹《上阳台帖》呈献毛主席，仅供观赏……”

　　毛主席收到此帖，观赏数日，也十分爱惜，后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

　　毛主席亲嘱中办给这位收藏家代写感谢信一封，并附寄一万元人民币。

　　张伯驹另一件珍宝《游春图》，早在1952年就献给了国家。

　　那是郑振铎亲自赴香港收取《韩熙载夜宴图》等三件珍品的第二年春天他又登门造访大收藏家、他的好友张伯驹。

　　著名学者、诗人、小说家郑振铎，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酷爱书法和绘画，对祖国的文物古迹也颇有研究。他与张伯驹常在一起谈书论画，共同的爱好使他们结为好友。这时的郑振铎正担任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分管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到处奔波，多方联系，广事收蓄。

　　他今天登门，也是为《游春图》一事。

　　在交谈中，伯驹夫妇获知郑振铎已亲自将一件一件的真迹收归故宫博物院，还未及郑振铎开口谈《游春图》一事，伯驹就先开口了：“老朋友，如今是人民的国家，我珍藏的《游春图》也该交回人民的手中啦!”

　　“好，好，我们商议一下这件事。”郑振铎微笑着点头。

　　“还有什么要商议的？”伯驹好生奇怪。

　　“世人皆知，《游春图》是您用一座豪华的住宅换来的，当年不是张先生收蓄下来，早就流落异邦了。它倾注了您大半生的心血。目前国家虽不富裕，但总要给些报酬吧!”

　　“东西在我的手里，就是在国家的手里，我怎么能和国家分你我，一定上交国家，无偿捐献。”

　　张伯驹强烈、真诚的报国之心感动了郑振铎，这位儒雅的学者，紧紧地握着张伯驹的手，两人都从对方的目光中读到了信任和理解，看到了晶莹而透明的泪花。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张伯驹将这封信及《游春图》，唐伯虎的《三美图》真迹和其他几幅清代山水画轴一起送到了文化部。

　　因张伯驹坚决不要报酬，文化部决定奖励其人民币三万元。

　　三万元人民币当时确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但有谁了解，张伯驹还了因购买字画而欠下的部分债务就所剩无几了。张伯驹虽出身于豪富之家，因他只要见到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倾家荡产，在所不惜。正如他自己所说：“貌如仓之鼠”，“等卧辙之鲋”。尽管如此，他也从不向人透露。

　　伯驹将全部珍品捐献国家以后，一方面夙愿得偿，甚是喜悦，另一方面也有一种骨肉离散般的痛楚和知交远别的失落感。

　　一次，伯驹静坐于书房，两眼直视前方。夫人几次唤他，都无任何反应。夫人也觉得空落落的，所以她十分理解丈夫此时的心情。她轻轻地推了推丈夫，温顺地说：“我们下一盘棋好吗？”丈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夫妇坐在棋桌前对弈。伯驹在棋道方面也称圣手。解放初期，李济深领导组织北京棋艺研究社，张伯驹任理事兼总干事。他平时常与夫人对弈。这次同往常一样，他执白棋。刚走了几步，伯驹由于思绪不集中，走了一步废棋。夫人心里不安，因为她知道，丈夫下棋从来都是很专注的，这次却不能了。又走了几步，结果有着好棋，伯驹又没能发现，夫人抓住了时机，在棋盘上放下了最后一颗子。

　　“真是大意失荆州啊!我怎么会输给你呢!”伯驹这时似乎才清醒过来。．

　　接着，又下了第二盘，第三盘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