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书，名士张伯驹颇引起了我的兴趣，尤其读了张庆军和潘千叶编著的《京城玩主张伯驹》后，不仅彻底澄清了我在文革时接受的对“公子哥儿”的错误认识，而且对张伯驹的人品和在文化上的贡献肃然起敬。

    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光绪间进士，前清宰相孙家鼐（做过同治帝、光绪帝的老师）的门生，曾任长芦盐运史、河南巡抚、直隶总督等肥缺要职，和袁世凯是同乡兼姻亲，朝中内外盘根错节的关系自不待说，再加上张镇芳很有经济头脑，善于经营，开了盐业银行，财源滚滚，于是数十年间，不光给儿子的仕途铺好了道路，还为儿子挣下了泼天一般的家业。当时的张镇芳简直富可敌国，连末代皇帝溥仪只要手头拮据，都拿宫中之物作抵押向他的银行贷款，有一次竟贷了八十万，最后却大多未被赎回。

    但是，张伯驹对做官与挣钱都不感兴趣，因为官场和商场的波诡云谲、尔虞我诈，让他感到肮脏、胆寒和厌恶。早先，他不是埋头于书斋、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就是和一群名士清流诗酒傲公侯。当时的名士圈主要有“四大公子”（ 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清朝宗室溥侗、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和张伯驹）及大才子、大学问家樊樊山和方地山，他们出身高贵，背景不凡，既饱学、各有专长，又很会吃喝玩乐，且玩得有品位，玩得高雅，玩出了学问。他们在一起，不是诗酒唱和，就是鉴稀品珍，互相濡染，互相提高。后来，袁克文四十二岁上就忧郁而死，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被蒋介石长期软禁，溥侗误入汪伪行列，自然做了汉奸，遭世人唾骂，最终贫病而死，名士圈风流云散。只有张伯驹始终保持名士气节、名士风度、名士传统和名士做派。

    张伯驹可以说是文化方面的全才全能，他诗词歌赋，无所不通，棋琴书画，无所不晓。对书、画、帖、印、砚、玉、瓷、罐、炉、币、木等文物古董皆有极深的鉴赏造诣，为一流大鉴赏家。由此也看出他学问的博大精深。在吉林时，经他鉴定的七百余件古字画和扇面，没有一件是赝品。他独创的“鸟羽体”堪称一绝。他的词几乎写遍了所有的词牌，词风直追欧阳修和晏殊父子，被红学专家周汝昌誉为现代词坛最高峰。他拜京剧须生泰斗余叔岩为师学戏十余年，教了他四十多部传统剧目，得了余戏的真传，就连同是余门弟子的李少春还要再拜张伯驹为师学戏。反过来，他也熏陶了余氏的文化底蕴，经济上也对余派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演的《打渔杀家》中的萧恩和《空城计》中的诸葛亮赢得了满京城的喝彩，成了京城顶极票友。他同余叔岩合作完成了《京剧音韵》，还著有《空城计研究》，还留下了《红毹记梦诗注》，这些都为京剧艺术和京剧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伯驹还把他的夫人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潘素调教成了一流的青绿山水画家。

    张伯驹的最大贡献主要是收藏碑帖字画、古籍善本。他不仅具备收藏的财力、眼力、毅力等条件，更重要的是，他的收藏既不是像某些收藏家那样附庸风雅，也不是私藏自娱，也不是以此增值谋利，而是完全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使之“薪传”有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他对流失到国外的文物痛心不已。为了保护文物，他曾在上海遭绑票；拒绝“好心人”让他携带所藏去南京或台湾或美国的邀请；经常提醒琉璃厂古董店老板，这是国宝，不要卖给外国人。为了收藏文物，他不遗余力，甚至倾家荡产，直至最后一贫如洗。如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把一所豪宅（李莲英故居）卖掉，又将夫人潘素的一件首饰变卖，换成了黄金以后从古董商手里买来的。他的藏品件件都是国宝级的，多为绝版孤本，经济价值无可估量，解放以后全部无偿献给了国家。就这一点，文学家和史学家就应对他大书特书，就应让他彪炳千秋。

    是真名士自风流。像张伯驹先生那样的名士以后不会再有了，因为那样的家庭背景、那样的社会环境、那样的种种机遇以及那样的人生境界不会再有了。张伯驹是名士绝响。